人物林彪有过几次婚姻晚年时还曾戴过

导读：林彪——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传奇的人物，一个有极高军事天才的奇人，从士兵到元帅，在年十大元帅授衔时，凭其赫赫战功，排位在朱德、彭德怀之后，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中共“九大”时他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内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创造了一个个军事上的奇迹，但却是一个政治的失败者，其一生所画出的婚姻轨迹也颇为离奇。

　　林彪年12月7日，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岗中部的回龙山一户大户人家，其父林明卿当时已三十岁，望着黎明前漆黑的夜空，听着初生婴儿的清亮的涕哭声，经过一番苦思之后，给儿子取名“林育蓉”或许是“育蓉”这个名字太过于女性化，幼年的林彪总是体弱多病，小病连连，大病不少，每天像只生病的小母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十七岁读中学。年林彪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时，填写报名表时，才挥笔改名林彪，彪是小老虎的意思，随后林彪的身体变得强壮结实起来，年平型关大捷后，林彪穿戴着缴获的日本军装并骑着缴获的日本高头大马，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是日本人，向林彪打了一枪，这一枪使林彪后来的日子生不如死，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极差，医院设在几口破窖洞内，药品大多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艰难采购运来的，后来林彪不得不到苏联去治疗，但在治疗时用药不当，致使林彪后来形成怕风、怕水、怕光、怕冷的毛病，生命似乎又回到了“育蓉”的年代，对于向他开枪的那个士兵，林彪却十分宽容地放掉了。

　　“林氏三兄弟”指的是林育南、林育英(张洁)和林育蓉三人，三人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同一个高祖，林育南、林育英都比林彪大10岁，也是他们带林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下设、、三个师，林彪任师师长，林育英(张洁)任师政委，毛泽东当时曾同他们开玩笑的说:“如果林育南还活着的话，八路军这三师就由你们林家全包啦!”。三兄弟中林育南最帅气也最有魄力，但却在年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被开除出党，后被国民党杀害。林育英办事谨慎认真，素有“钢人”之称，年至年间，林育英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被关进了日本抚顺监狱，数九寒冬，日本人撬开他的嘴巴，向肚子里灌冷水，然后用大头皮靴猛踩他涨大的肚子，水渗着血从鼻子、口腔、肛门向外涌，他却一字不吐，以致于日本怀疑他是个“疯子”，后经组织营救后出狱，在担任八路军师政委期间，由于在狱中饱受摧残的原因，他百病缠身，最后由邓小平接任他的政委职委，年3月6日，45岁的林育英在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执拂、抬棺为他送行，毛泽东还亲自为他提写墓碑。

林彪林彪离开李卓候老人办的私塾后，于年春进入了由林育英、恽代英筹资创办的“竣新”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竣新”学校毕业后，当时他的大堂兄林育南是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还代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职务，就把林彪送进了武昌的“共进”中学学习，在林育南的帮助下，年林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彪在共进中学读书时，林彪开始了他短暂的初恋。对方叫陆若冰，是黄冈回龙山戴家冲人，与林彪家只相隔三里路，其实他们两个早在童年时就认识了，到武汉后两个人接触十分频繁，陆若冰比林彪大一岁，正值花季少女，肌肤白嫩，眉清目秀，双眸中流露着少女脉脉的情愫，少女独有的体香让林彪忐忑不宁，但又苦于无法表达自己的这份感受。

　　陆若冰的哥哥陆沉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年8月陆若冰靠其兄长的关系到安庆女子师范读书，这更让初恋的林彪如坐针毡，于是就接二连三地给陆若冰写信，把当面无法表达，难以启齿的话语用文字的形式写给了陆若冰，而且是字字句句直抒胸意，坦然的言辞让陆若冰心慌起来，没有想到平时沉默少语的林彪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言辞来，况且在当时少男少女的婚事都要按传统的“媒妁之言”，很少有直接写信求爱的。

　　林彪看着林彪厚厚的一大堆来信，陆若冰十分镇静地给林彪回了一封信，信十分短，只有几十个字，只是劝林彪安心读书，她还太年轻没有考虑个人的婚事。言辞十分客气，用婉转平和的语气拒绝了林彪的请求。当时的陆若冰仅仅是把林彪当作一个小弟弟看待的，拒绝林彪的理由除了信中提到年轻外，还有其它几条理由，当时怕过分伤了林彪的自尊心，而没有讲出来，一则是林彪当时长相太差，满头的黄癣让人看着不舒服，性格也十分怪异;二则是林彪家中还有未婚妻;三则是陆若冰另有所受。

　　林彪收到陆若冰的回信后，用擅抖的双手打开信时，信中的言语伤透了林彪那颗孤傲无比的心，他呆呆地长时间地坐在房间里，被痛苦失望无情的包围着，陆若冰对林彪的请求真的像冰一样，林彪的初恋就这样终止啦!随后他通过长时间的心理上的自我调整，发誓干一番伟业，决不再涉足情场，他静下心来读书，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言语变得更加少了……

　　林彪遗体那么陆若冰的另有所爱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林育南，林育南比陆若冰长7岁，他的妻子叫汪秀芝，是他的父母为他包办的，汪智力较差，言语迟钝，让林育南伤透了脑筋，而陆若冰的父母也为陆订了一门亲，陆若冰为了逃避其父母为她订下的婚事，逃到武汉，一边在林育英办的毛巾厂里打工，一边跟林育南学习文化，在安庆女子师范读书时，两人经常通信，感情越来越深，但林育英却反对他们之间来往，就这样两个人最终也没有走在一起，晚年的陆若冰多次为此事惋惜。

　　林彪第一任从没有见过面的“妻子”

　　翻开林家大湾保存的《林氏宗谱》，林彪的名字后面写着三个妻子，列在第一位的是汪静宜，过去有些资料认为她姓王，这是不正确，列在第二位的是刘新民，也就是张梅，列在第三位的是叶群。

　　林彪汪静宜原名汪伯梅，比林彪小一天出生，与林彪订婚后，按林家的提议才改名汪静宜的，汪静宜的父亲汪友诚与林彪的父亲是最好的朋友。一次汪友诚到8公里外的林彪家做客，见林彪与自己的女儿一样大，就向林彪的父亲提出两家结亲，林父在经常的走动中也见过汪静宜，不仅长相漂亮而且人品也不错，就满口答应下来，随后按当地风俗，林家在年农历正月初四办了两桌订婚酒席，当时的林彪只有7岁。

　　年7月，林彪从武汉共进中学毕业回家小住数日，一天他的婶娘贾氏问林彪说:“汪家姑娘可是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啊!你今年都已经十八岁啦!怎么不把她娶回家来呢?”林彪从订婚就常听人们夸她的“媳妇”漂亮无比，但他从没有见过面，经婶娘的说服，林彪回家就向父母提出在年底把汪女娶回家，他的母亲陈氏听后十分高兴，他的父亲随手翻开老皇历仔细查找一番后，认为年底结婚不吉利，加上他们家经营的布厂又十分不景气，此事也就没有再提起了。

　　林彪年10月，林育南、林育英动员林彪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就这样林彪经上海的初试后，又去广州参加复试，并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随后与家里的联系就中断啦!此间汪友诚多次去林家打听林彪的下落，因为按当地的习俗女儿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啦，如果林彪不回来的话，他的女儿就要一辈子守活寡，林家人也很着急。

　　年底，林明卿收到儿子林彪的来信，知道林彪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正在武汉休整，就立即把信拿到汪友诚家，林明卿又与妻子陈氏商量对策，决定以谎称陈氏病危把林彪骗回家来，与此同时林、汪两家开始积极为林彪筹备婚礼，并向亲友发出结婚的请柬，许多亲友提前便把礼品送了过来。

　　农历腊月二十八，林彪一身戎装的回到家来，当得知让他尽快结婚的消息时，受到新思想洗礼的林彪当场就向父母提出拒绝这门亲事的请求，林父听后对林彪大骂道:“这哪有退婚的道理!”自幼就怕父亲的林彪当即就是默不作声了。

　第二天，按父亲的吩咐林彪就带着礼品和一件红绸嫁衣来到汪友诚家，按照当地习惯，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都要由男方做好送来，看着嫁衣汪友诚就问林彪结婚的具体时间，林彪却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此次请假只有四天，不可能急急的办完婚事，并恳请汪家谅解。汪友诚沉默了许久后，说:“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处于这种关系，我才肯把女儿许配给您们，你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你千万别误了静宜的青春啊!”林彪当场果断地说:“等北伐胜利后，我会迅速地回来完婚的。”看着林彪诚恳的面孔，汪家人一个个都放心了，汪静宜躲在房间里没有出来，从门缝里偷偷地看了林彪许久，心里高兴极啦!

　　大革命失败后，林彪就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每年逢年过节林父总会派大儿子林庆佛代林彪去汪家看看，两家人都十分着急。直到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林彪才与父亲通了信，知道儿子的下落后，林父就立即给林彪写信让他派人把汪静宜接到延安去结婚。为了逃避这门婚事，林彪就匆忙与刘新民结了婚，并把两个人的照片邮给了林父，林父收到信后向汪家说明原由，汪家人气愤不已，但又无可奈何。

　　但痴情的汪静宜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林彪身上，夜深人静时，她偷偷穿上林彪送来的红嫁衣，穿上又脱下不知有多少次，她在奈心的等着林彪回来娶她。虽然她知道林彪已先后与刘新民、叶群结婚的消息，她很伤心，但她还在等待着，并把她全部女性的爱倾注给了他的一个侄子。

　　年后，汪家家道贫寒，汪友诚死后，汪家生活变得异常贫困，冬天里为了抵御寒冷，汪家母女三人只好躲在被窝里，以节省早餐，有时断粮长达几天，林彪的父亲知道此事后，就差长子林庆佛去汪家送钱送粮，汪静宜当面给予回绝，认为吃这种粮食不如饿死，最后还是汪母出来打圆场，才算把钱及粮食留下来。看见汪静宜很是可怜，林父就写信给在北京做大官的林彪，劝他把汪接到北京去，安排点事做，在此事上林彪有点怕他的老婆叶群，就没有办。后来林父又写信给叶群，叶群认为汪不识字，又是一个乡下小脚女人，就提议让汪做她家的保姆，就派两名工作人员去湖北乡下接汪进京。

　　汪静宜一听说是进京做叶群的保姆，十分生气地对来者说:“叶群凭什么让我做保姆?我与她应该是平等的。”随后林父又找到黄冈县民政局，请求给汪静宜以生活上的帮助，汪又果断地回绝了民政局送来的钱粮，人民公社成立后，汪静宜不会种田，又是一个小脚，就被安排在公社孤儿院里看孩子。

　　年夏，林彪回故乡时，提出想看看这位名叫汪静宜的女子，汪一听便躲了起来，林彪只好托人转告汪静宜要等他了，并留她许多钱，建议她尽快嫁个人家，汪静宜事后却说:“烈女不嫁二夫”。

　　50年代，汪患了肺病，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年秋她撒手人寰，临终时说:“我这辈子真是命苦啊!”当时人们在料理她的后事时，发现她枕头下藏着林彪送给她的那件红绸嫁衣及林彪送给她的那一叠厚厚的钱，林家人知道此事后，无不震惊，在修家谱时，林家人同情汪静宜一生的遭遇，便在林彪的名字下写下了她的名字，并注了一个“聘”字，指的是没有过门的意思。

　　在北京的林彪知道此事后，只惊叹道:“世上竟有这种女子……”

　　张梅算是林彪真正的第一位妻子，关于张梅与林彪何时结婚，各种书刊上说法不一。

　　《上海滩》杂志年第9期刊载吴欣峰的文章《我为林彪当秘书》一书中的披露，说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阎锡山手下的士兵误伤，医院里治疗，后又送苏联养伤，中央为林配备了工作人员及护理人员，其中有一名叫张梅的陕北姑娘，长得很秀气，为人诚恳爽直，在苏联与林彪经过半年的接触，便结为夫妻，还生下了一个女儿，林彪的父亲闻讯后，按林氏族谱为孙女取名林晓霖。

　　不管林彪与张梅的婚姻是如何开始的，但他们最终的结局还是以离婚而告终。张梅原名刘新民，是陕北米脂人，陕北有“四宝”，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青涧的石板，瓦窑堡的木炭”，米脂历来就是盛产天下美女的地方，张梅又是米脂婆姨中最出类拔萃的，被当时的人们称为“陕北一枝花”，其长相算是女人中的极品，这让林彪无可挑剔，但两个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却非常大，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而林彪却不善言辞，经常是静静地坐着，然后表情木纳的陷入深深的思考中，自从平型关被误伤后，林彪变得更加郁懑，话语更少啦!每天只是静坐在房间里，偶尔看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严肃的似一尊木雕，而且要求张梅每天静坐着陪伴他，但张梅活泼好动，常去外面最热闹的地方，这让林彪非常反感，林彪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于阻止她外出，两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年1月两人在苏正式提出离婚。

　　新中国成立后，十位共和国大将大多掌控着中国军队系统的各大中枢。有着政治野心的林彪，是如何处理与十大将的关系呢?

　　帮落难粟裕说公道话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虽然时间很短，但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粟裕一句不是，甚至还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宽慰他，然后说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这个时候，粟裕头上戴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与“里通外国”两顶高帽子，总参谋长一职也被解除。林彪能冒着莫大的风险找粟裕，而且说些忌讳的话，可见二人的交情。

　　整死“老病号”徐海东

　　“文革”前徐海东一直卧病在床，远离权力中枢。“文革”开始后，徐海东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趁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一定要把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挖出来，以防后患。这封信击中了林彪、江青的要害。

　　年7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指使一群打手抄了徐海东的家，抄走了给毛泽东信的底稿。接着，他们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甚于一天。他的存款被冻结，勤务员被撤走，药品供应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也不给供应了。年10月25日，林彪签发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徐海东被强迫“遣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这里住房潮湿，没有暖气，没有药品，连酵母片也不给。后来据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代：林彪要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要置徐海东于死地。年3月25日，徐海东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

对黄克诚尚念旧情

　　年9月，黄克诚率部进军东北，从此在林彪麾下，两人并肩作战多年。庐山会议之后，黄克诚被撤销所有职务。年1月，黄克诚被抓到北京，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监禁生活。他的“反党集团案”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负责，主要负责人都是林彪的嫡系。专案组采取“逼供信”，黄克诚身心俱疲，无奈之下，他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求救。仅仅过去3天，林彪的指示便到了，黄克诚的境遇随即开始有所改变。

　　有人认为，林彪在黄克诚的问题上，多少是念旧情的。林彪在东北战场上，最难堪的一仗就是四平之败。实际上，当时林彪已知四平不可守，而毛泽东命他坚守。新中国成立后多年，在庐山上，黄克诚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动承认是自己让林彪死守的，算是间接给林彪“平了反”

　　总是与陈赓意见不同

　　林彪和陈赓是黄埔的师兄弟，南昌起义时，林彪是连长，陈赓则是营长。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发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钱大钧部阻击，陈赓带领全营掩护主力撤退。敌军人多火力强，起义军伤亡惨重。林彪建议撤退，陈赓厉声说：“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并命令林彪带领连队往上冲。林彪争辩说人太少，陈赓大喝道：“你再说我就枪毙你!”此后，两人长期分属不同的军队序列。

　　在解放军南下进军的征途中，陈赓成了林彪的下级，但与林彪发生了3次争议，主要是战术上的。毛泽东最终审时度势，都支持了陈赓，这让林彪脸上相当挂不住。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陈赓的过早离世，林彪与陈赓的恩怨纠葛戛然而止。

　　蓄意打倒谭政清除障碍

　　庐山会议后不久，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了一套更“左”的东西。此举受到主抓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坚决抵制。林彪对谭政和总政治部“不紧跟”的态度和做法很不满意，感到谭政主持总政工作的思想和方向都同他格格不入，认为谭政是他推行自己主张的障碍。

　　年9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在研究讨论政治思想工作时，林彪原指定谭政在会上作报告，但同时又指定总政治部另一位领导同志作另一个内容不同的报告。林彪蓄意从谭政的报告中挑刺，寻机批谭政，将会议引向早已安排好的整谭政的路上去。23日，会议将矛头直接指向谭政以及总政治部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经过了30余天的揭发批判和讨论，10月20日，林彪在大会上做了总结讲话，指责谭政“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军委会议后，总政治部进行“整风”，撤销了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谭政蒙冤之后，很快就从军界淡出了

　　林彪为何在“文革”前打倒他亲自提拔的大将罗瑞卿?

　　在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罗瑞卿自己在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类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杨尚昆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林彪与罗瑞卿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罗比林大一岁，但林一直是罗的上级。林任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任军团保卫局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没有在一个地区工作。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职位调任总参谋长。

　　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年起就有点矛盾。年以后，林彪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对罗瑞卿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年秋，林彪对陶铸说：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罗瑞卿不满呢?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罗瑞卿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是从年的全军大比武开始的。为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比武活动。年6、7、8月期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和表演的有1.3万余名干部、战士和民兵，军内外参观的干部近10万人。

　　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对这次比武活动评价很高，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

　　这次全军大比武对于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做法却并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年，林彪曾提出部队的政治“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军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采取的是静观的态度。后来觉得有文章可做，就派叶群等人到广州军区当年他参加南昌起义时所在的连队等基层单位搞调查。调查中发现有些单位军事训练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比武中个别单位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于是，林彪、叶群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指责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

　　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还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标》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认为“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着?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对于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以后，罗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头政治，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本来在大比武这件事上，林彪就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二心，产生了要将罗整下来的想法。年5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过程中，罗瑞卿曾就新老干部交替问题向林彪作过汇报，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之类的话。一向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这是罗瑞卿要他让贤，更坚定了打倒罗瑞卿的决心。

　　可是，仅一顶“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还不足以整倒罗瑞卿。于是，从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鹏等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同一天，叶群坐专机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的话说：“现已无从知道。”因为汇报是单独进行的，自然没有留下记录。但据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了解，揭发的内容大致是罗瑞卿要夺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

　　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谈话的时间太久，他还三次进去催叶早点结束谈话。据他回忆：

　　三次催叶群，只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在叶群来杭州前几天，罗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住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可见此时的罗瑞卿根本就没想到林彪要对他下手，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林彪、叶群的诬告显然产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第55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曾讲到这样一个细节：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问通知人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去上海就知道了。秘书问他，去开会总要带点文件，带什么?贺龙说，带上地图去，他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后，刘少奇见到贺龙，问贺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十个小时的发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按：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对于开这样一个会议，事先罗瑞卿本人更是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已离开苏州，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才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于12月11日下午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会议对罗瑞卿进行的是背靠背的揭发和批判，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林彪在会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各项职务。

　　12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完全打倒罗瑞卿。

　　罗瑞卿听了周恩来、邓小平的传达后，很想不通，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去见毛泽东，去见林彪，希望把问题解释清楚。周恩来告诉他不能同毛泽东见面后，罗瑞卿又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恩来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邓小平被指定为会议的主持者之一。邓小平对林彪素无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对罗的那些恶意诬告。于是，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会议交给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与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视察三线建设。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并承认“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这次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罗瑞卿自己在年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罗瑞卿之子：主席为“大事”由着林彪整死父亲

　　作者简介：罗箭，原名罗小卿(罗小青)，年4月生于延安。抗战胜利后到河北阜平县，后入“八·一小学”(原荣臻小学)，年进入北京，毕业后上北京师大二附中(即现在的北京一零一中)，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年2月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基地研究所，参加了我国第一次、第二次核试验，两次荣立三等功。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停职。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缫丝厂当工人。年落实政策回到21试验基地研究所，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任政委，之后又调入后勤部任副政委，年被授以少将军衔。年退休。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千年看西安，百年看上海”。上海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中国第一大工业、商业、金融城市，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这一个多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和上海有关。我的父亲罗瑞卿也和上海存着深深地牵连。他从这里走向苏区，加入中央红军跟随毛主席奋斗终生，又在这里栽倒，成为“文革罪人”。上海是让他又爱又痛的地方。总在时时勾连我们的记忆。

　　我的父亲第一次到上海是年8月，之前他是武汉黄埔的学生，为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由武汉黄埔学生组成的教导团从武汉乘船南下，经过九江时被张发奎阻拦并解散了，公开了组织关系的随陈毅南下找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了，没有暴露政治面目的学生被遣散了。父亲回到了武汉大病一场，得的是斑疹伤寒，差一点送了命，靠一个姓熊的龛师每天喂他一点儿米汤慢慢好起来。但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后来听人说党中央在上海，到上海可能会找到组织的人，这样他和几个四川籍的黄埔同学辗转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几经辗转，中央派欧阳钦(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同志在黄浦滩(今外滩)公园和父亲接上了头，通知他关系已恢复，以后由一位交通叫陈德的与他联系，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这样，他就像一个长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一样，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踏实多了。年我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临去哈尔滨之前，他跟我讲了这段经历，还交代我星期天可以去看欧阳钦伯伯。他始终不忘这艰难的寻找和接头，这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活的开头呀!

　　因为他是黄埔的学生，中国工农红军急需懂军事的人才，年3月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东征，一路打到闽西，打下了汀州，军委决定派父亲到闽西找中央红军。于是，父亲乘坐一艘日本船，同行的共有七人，离开了上海去厦门。直到上海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父亲才回到上海，这一去二十多年，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间正道是沧桑。

　　离开上海前，听说梅兰芳到了上海，父亲是个戏迷，特别崇拜梅老板，有梅老板的戏，一定要想法去听，他当了自己的铺盖买了一张站票，过了一把戏迷瘾。解放后见到梅兰芳说起这段往事，梅老板说：怎么，和我要铺盖钱呀!……说起这段上海经历，父亲眉飞色舞、感慨万千!

　　全国解放后，父亲出任公安部部长，因工作或陪同毛主席到上海的次数就多了。我第一次随父亲去上海是年2月。当时我在武汉上小学，我们的学校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上了庐山，父亲从广州北上沿路视察各地的公安工作，派人把我接到了南昌，他到南昌和我们汇合后就随他路经上海回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我大妹妹罗峪田，邓发烈士的女儿邓金娜。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到过上海，到了上海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不够使了。我们先上了外滩当时最高的大厦，第一次坐电梯上了十八层鸟瞰外滩和全上海。又去逛了南京路，进了号称上海“三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买了一些日用品，又按妈妈的意见买了两辆儿童自行车。当时公司还有摸奖活动，小孩子爱热闹，就由我去摸，竟然摸到了一个头等奖，那可是个大奖，有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元)，爸爸妈妈当时还是供给制，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津贴，万在当时也算个天文数字了，结果惊动了老板，出来打圆场，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老百姓便宜，不应拿这么多钱。带我们去的秘书、警卫员更没有要他这个钱的意思，老板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还很高兴。

　　“文革”前我父亲最后一次到上海是年12月了，而且不在他的计划安排之中，是被突然叫去的。当时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我父亲到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查看地形，还接到小平伯伯的一个电话，说他和李富春、李井泉正在昆明，让他赶到昆明见面，父亲说恐怕不行，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完，要到河口、老街看完后才能到昆明，到昆明后还约好和妈妈一起到西双版纳。不久听温玉成说上海要开会，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邓小平都要去，你怎么不知道?父亲因为其他事和杨勇通电话，杨在电话上说第二天他要同贺龙、肖劲光到上海开会，什么内容不清楚。第二天到了一个军分区，父亲亲自给彭真伯伯打电话，彭在北京值班，他应该知道。可彭也不知道，说可能是讨论作战问题，总理在电话上，说不是，是庐山会议性质的问题。父亲问是谁?彭说不知道，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会写信告诉他，他接到信后再告诉父亲。过了一两天彭伯伯来电话了，说上海会议分批开，我和你是第二批。马上总理电话也到了，要父亲11日赶到上海开会，父亲问什么事?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来了就知道了。这样父亲9日赶到昆明(而在昆明等他的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已经飞往上海了)。10日在昆明停了一天，在昆明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了话，11日和先前已经到昆明的妈妈一块坐飞机从昆明到了上海。

　　后来才知道，上海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常委才7人，可参加会议的多达几十人，连不是中央委员的叶群都参加了。事先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常委中只有毛、林、周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都是到了上海后才知道。军队中也是少数人才知道，其中像杨成武、肖华等人还是林彪亲自打了招呼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也不知道，他也以为是研究作战问题。

　　父亲后来回忆这次到上海充满了诡异，下了飞机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等着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以往接机、送机吴法宪在机场是最忙碌的，跑前跑后，拿大衣，开车门的事都要抢着做，这次却板着面孔一直催促“快上车!快上车!”。陈丕显和爸爸、妈妈坐在同一辆车上，爸爸急于解开心中的谜团，一上车就问：“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指了指前排的司机和警卫人员，意即不便说，接着东拉西扯起天气、交通、工农业生产等，气氛十分尴尬。快到驻地时陈又说锦江饭店已经满了(以往每次来上海几乎都住锦江饭店)，这次换个地方住公馆，在建国西路号。又说总理和小平同志在公馆等着和你谈话。进了会客室见到总理和小平伯伯，总理才告诉他上海会议就是解决你的问题，父亲犹如听到一个晴天霹雳，他事先一点迹象也未察觉到，也没想到这次会整到他的头上。总理说了他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和林彪的关系，林彪说对他六年的观察，发现父亲有意封锁他。

　　据父亲后来回忆，年任总长时主席找他谈话，说我是军委主席，你作为秘书长军队的事情你一个月向我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父亲说保证做到。主席又说一个星期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父亲又说保证做到。可林彪给他规定凡是向主席汇报的事，向主席送的文件必须先向他请示，同意了才能去汇报、去送。这给父亲出了很大的难题，林彪身体不好，经常在外地休养，主席在北京突然召父亲去汇报，根本无法事先请示林彪，只能事后汇报，主席有时和其他老帅，有时和父亲当场商量就定了。林彪认为父亲有意“架空”他，企图让主席冷落他，这当然是林彪最不能容忍的事。第二条反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搞“折中主义”。实际上父亲就是反对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着作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实用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罗荣桓元帅的提法，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着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为此林彪还发了脾气，说什么肖华、杨成武这些人离开我都没有关系，你们两个罗，一个“大罗”，一个“小罗”(中央苏区时期对罗荣桓、罗瑞卿的称谓)离开我，我就难过。第三条和同志们关系不好，几个老帅也有意见，底下人意见更多。但刘伯承元帅替他说了公道话，刘帅说：“说罗瑞卿不尊重老帅，封锁我们，我没有感觉，他还是经常到我这里来汇报的。”爹爹朱德已经不管军队的事了，从上海开会回来经常一个人独自叹气，在康妈妈一再追问下，才叹口气说：“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要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真给爹爹不幸说中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总理谈完后，邓小平接着传达主席、常委的意见，情节是严重的，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允许革命。

　　可能是总理和小平的安排，第二天晚上，陶铸先来看父亲，第三天上午李井泉也来看父亲……

　　12月15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来第二次谈话，传达主席和常委们的意见，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军队继续工作已不适宜，可以写个报告请示调离军队。有些事不承认可以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会议今天就结束了，17日和他们同机回北京。这次卓琳阿姨也来了，上楼去看了妈妈。妈妈一见到卓琳阿姨就哭了，说：卓琳，你看，别的还可以说，说他反对林副主席，怎么会有这种事?卓琳阿姨也哭了，说有什么办法呢?她要妈妈不要太难过。现在只有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解决。

　　17日父亲和总理、小平伯伯、李富春同机回京。同机的还有张茜(陈毅元帅夫人)一个人，张茜阿姨手里拿着一枝花，上了飞机就送到妈妈这里，说我就送给你一个人!

　　打到“四人帮”后许多人都对上海会议感兴趣，总想解开这个谜团。父亲在世的时候来问的人很多，问的人多了父亲也觉得烦了，后来他精炼成了一句话：“林彪想拉我入伙，我不干!”关键是毛主席的态度，为什么会同意林彪整罗瑞卿呢?上海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毛主席需要林彪，所以听了他的一面之词。年11月，父亲陪同柬埔寨国防部长朗诺到上海见主席，曾对主席说要去苏州看望林彪。

　　主席反应很快，很认真地交代：“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总结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主席让大家充分揭露问题，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主席认为三年多来的成绩和错误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但多数人同意少奇同志的分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也包括苏联人逼债造成的因素。这时林彪出来讲话，说：“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亲自作了修改印发全党，并加上按语：“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到了武汉还问父亲：“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说：“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主席严厉地说讲不出来要好好学嘛!主席现在又提这个话应该是向林彪传达该请他出山的信息了。同时也希望缓和一下林和罗的关系。但林彪听到这个口信却下了整倒父亲的决心，于是立刻要吴法宪安排飞机，让叶群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到杭州向主席告状去了。

　　我猜测主席的大意是让父亲离开部队，到地方去工作，像早先已倒台的谭政叔叔到哪个省当个副省长，离开漩涡。所以在上海会议期间还对林彪说过，说他反对你，他还没有反对过我嘛，只有一次反对我游泳，那还是为了我好嘛!但主席想打圆场，林彪不干，非置父亲于死地而后快，主席为了自己的“大事”只好由他去了。林彪摔死后这个障碍没有了，年12月小平伯伯向主席建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提到父亲时，主席马上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随后父亲就被解除监护。

　　父亲到底到过上海多少次?已不可数，但这一头一尾的上海之行却始终令他刻骨铭心，成为他一生经历中两道深深地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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